我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经70 年，一直未离开这个岗位。

我的专业是建筑学，为了教学之需，一直从事科研和相关实际

生产，产学研三者互相促进有助于业务的提高。这点对很多教

育工作者而言都是如此。

自1946 年到清华建筑系工作算起，刨去“文革”期间10

年不算，我做了长约25 年的教学行政工作。这一时期的工作

很特殊，作为副系主任、系主任，涉及方方面面，尽管这时间

段是我精力旺盛的时期，投入行政事务，化解难题成分太多，

原拟除一些重要的事有必要做一定的交代外，其他均简略谈过。

后经友人建议：“这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从初创到成长的重要阶

段，也是你一生投入了辛勤劳动的重要阶段，不应草草而过。”

我接纳了这一忠告。

我少时得恩师栽培，在中学打好基础，入大学后得名师的

引领，后又应梁思成先生的召唤在清华任教，并得到赴美两年

的学习机会，回国后立即回到教学岗位，跟上了清华“营建系”

的辉煌阶段，又参加了一些新中国学术团体的组建，如1953

年中国建筑学会、1981 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及其后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等，并参加国外学术团体活动，从1955 年作为中国

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国际建协第四届会议，此后直到20 世纪末，

我与国际建协有不少交往，增长了专业认识上的阅历，有助于

专业视野的提高。

我的觉醒是在“文革”之后，墨西哥、美国之行与西欧之旅为我打

开了一度封闭的眼界。特别在1981 年改革开放后，作为新获选的一批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我基于自己专业的社会责任感，认

识到“建筑要走向科学”。1984 年，我在62 岁时卸去行政职务，初创建

筑与城市研究所，开始“进军科学”的探索。

回眸我的人生之路，可以说大致由三个30 年构成。从我出生到而

立之年，主要是1922-1950 年这一时期，可以作为我的学习成长时期。

我在“一战”后出生，就读小学时东北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高中

时家乡沦陷而颠沛流离，对祖国，对家园，对人民怀有无限的感情，这

30 年，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增长见识，另一方面是在动荡的时局中树立

了理想和信念。三十而立，为我毕生的事业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

后，1951—1983 年，是第二个30 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

在祖国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从美国留学归来，走入建设祖

国的行列中，将个人的力量都投入到清华建筑系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城市

建设中，有豪情，但也有困惑，到“文革”中断约10 年。1978 到1983

年，我担任建筑系主任，重整重灾后的建筑系，这时候正是改革开放之

初，无论在工作还是业务上均有较多的进步。这两个30 年是我事业和学

术的重要阶段，我追随着国家的发展，努力成长，既受客观条件所左右，

也从未放弃个人主观的努力。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第三个30 年。1984 年

我在卸去行政工作后，成立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到2014 年恰好

30 年。这可以说是向科学进军的30 年。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的

提出，菊儿胡同的落成与获奖，若干重要科研项目的推进，都是在这30

年中完成的。这30 年可以说是一生中的“黄金时代”，2011 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授予可以说是对这一阶段工作的肯定。

在90 岁之后，来写这本书，严格地说，是一个自述，不能算作自

传，因为我无意面面俱到，而主要着眼于我业务追求的历程，知识的追求，

道路的追求，对一己缺点、不足的自省。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斋称“求阙斋”，

就是知不足。这里只记录人生的主要经历、艰难曲折的道路，是一个对

过去的归纳和总结，说明收获与困惑，以求解之心面对严峻问题，以诚

朴之心记录专业实践，并以期望探索之心展望未来。

这是一个自觉尚称勤奋的老年建筑学人，近90 年来的个人求索心

得和反思，是对自己的内省、心得与认识，不表功，不盗名。

在祖国改革开放面临转型和深化的新阶段，90 岁之后的我仍希望

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保持勤奋的精神，继续求索，贡献一己有限的智

慧和力量。

本书既成，适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成立70 周年，亦以此为庆，因

为我的学术人生也可以说是从清华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