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之初，一些行政法学者便呼唤“新行政法”，但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理论争鸣。十年之后，近来又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次能产生多大冲击，取得怎样进展，还有待观察。但我始终认为，行政法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更加本土化。

从清末民初的“取法东瀛”，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法复兴，我们经历了上百年的“西法东渐”洗礼。我们曾经如饥似渴地学习、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不问西东。在学术上，似乎不谈谈韦伯、施密特，就觉得没底气。在理论上，混杂着德日、英美的术语与学说，交流起来也各说各话。

但是，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相比，大陆近年来最大的进步，就是我们开始从盲目地崇拜中觉醒，也越来越关注中国自己的本土化问题。不轻信、也不轻易采用西方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解构。我们更加关注中国实践，更多地去研究法院判案，不断摸索本土化的实现法治的路径，走上了自我更新、自我造血的路途。当然，这绝不是“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是以更加开放的自信心态，潜心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修葺本书时，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

余凌云

2019年初春于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