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践概念缘起
与理论优位的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实践哲学至少目前看上去是实践优位（较强意义）或者基于实践（较弱意义）的科学哲学。作为实践优位或者基于实践的科学实践哲学，科学实践概念在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有人可能产生疑问，科学实践哲学在什么方面对实践概念认识有更为突出的贡献呢？实践概念的优位地位的确立会对科学实践哲学产生哪些重要的规范作用呢？或者，以实践概念为基础的科学说明和科学解释会比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说明和科学解释优于哪些呢？要了解清楚这些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对实践概念本身进行历史回溯的研究。事实上，西方哲学中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实践哲学传统，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系统的阐释实践的观点出现。近代以来，这一传统演化得更为浓厚，而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这是任何研究实践问题和实践概念无法回避的。对这一传统进行解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科学实践。
一、 实践概念的缘起
1.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  
古希腊时期，“实践”一词最初是指一切生命的行为方式。而在哲学史上讨论实践概念，通常会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当然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也有关于实践的讨论。因为在古希腊时期，诸如希波克拉底、柏拉图等都使用过“实践”概念。但是这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或者自觉的概念。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明确提出了实践概念，而且形成了一套具有实践特征的哲学体系。他曾经在多种意义上使用实践概念。但是，他的实践概念主要是一种伦理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的概念，是与人的正确行为有关的概念。他把实践指代善的行为。有研究者指出，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人的行为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有学者（Rotenstreich, N., 1967, p.18）总结如下（表1-1) :  表1-1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行为的三分法理 论 领 域实 践 领 域创制领域1. 活动观察（view) 行动（act) 做（doing) 2. 知识类型科学（science) 深思熟虑（deliberation) 技艺（skill) 3. 达到的目的幸福（happiness) 恰当的生活（proper life) 福利（welfare)   注： 该表转引自： 徐长福，2004, p.58. 与“创制”不同的是，“实践”趋向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就在其自身，其自身就是目的；而“创制”的目的却在它产生的结果，其自身不构成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创制和实践互不相同。因为，实践所具有的理性品质不同于创制所具有的理性品质， 两者并不互相包容。实践并不是创制，创制也不是实践。" （亚里士多德，2003, pp. 121～122）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思考自身不能使任何事物运动，而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它是创制活动的开始，一切创制活动都是为了某种目的的活动”（亚里士多德，2003, p. 120)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实践也与创制活动相关联着。按照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罗斯（Ross, D.W., 1877-1971）的观点，在关于心智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借以达到真理的心灵状态有五种： 科学、技艺、实践智慧、直觉理性、理论智慧。其中： ①科学考虑的是，必然与永恒的东西和运用教育可以传授的东西。科学是我们进行证明所凭借的意向。②技艺是我们用以对付偶然情况的东西，是我们借助真正规则制造东西所凭借的意向。③实践智慧是善于深思熟虑的能力，是要做出行为的真正意向，它借助规则，考虑好坏。④直觉理性是我们掌握科学起点的最终前提所凭借的理性。它通过归纳法（过程）掌握最初原则。⑤理论智慧是直觉和科学的统一，旨在最高级的对象。它远远高于实践智慧（参见： 罗斯，W. D., 1997, pp.238～239)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最根本的规定有二： 一是自身就是目的；二是它不是人维持物质生命的生物活动和生产活动，不是人与自然间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伦理行动和政治行动。由于实践是人的合理性活动，因此，这种伦理和政治意蕴的实践应该具有善的规范性和指向，因此，这里的实践虽然其范围在伦理学中但却具有规范性。我们以为，劳斯正是看中了伦理学意义的或者政治科学包括政治哲学意义的实践具有规范性，或者至少具有规范性指向的涵义，所以在证明科学本身参与着权力后，实践的规范性也就可以至少自然地通过伦理（善）的维度或者政治权力的维度来自然地形成，这样持自然主义立场的科学实践哲学也就具有了内在规范性特征，而不至于使得自己的哲学立场成为描述性的而彻底解构了哲学，受到更为强烈的批判。当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也远远低于理论，而且明显的是与理论是二分的。这些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传统，很明显一直影响着后世对于理论和实践及其关系的认识，使得理论与实践不仅相互分离，而且高于实践，忘记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忘记了理论不是人类唯一的目标，理论背后仍然隐藏着对于解决问题的目的和需要。我们在这里最为关注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区别如何？按照近年来对亚里士多德研究较为深入的年轻学者徐长福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的特点是沉思，实践的特点是行动；理论的求知只能通过对普遍性的沉思来获得，实践的求知只能通过对特殊性的操作来达到；理论科学的意义在于提供知识，实践科学也提供知识，但其根本意义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使人们实际地变好（徐长福，2004, p.59)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区分实践与创制活动，目的就在于区分自由目的与手段性活动。创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实现实践目的的手段，在社会意义方面，实践和创制的区分对应着主人与奴隶、雇主与工匠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这样划分的理由是什么？徐长福解释得不错。事实上，人可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physics的世界，即自然的领域；一个是nomos的世界，即自主生活领域。因此，人一直就是两重性的存在物，他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自为的一面。而且，其自为的一面也需要以自在的一面作为其基础。这样一来，人需要一种活动，它不是静观自然，而是通过人的身内自然及其延展实际地作用于身外自然，从而克服自然的必然性对自己的束缚，为自主生活领域创造条件。这样一来，由自然的必然性所首先导出的活动就是人谋求生存资料和扩展生活领域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自觉的活动，是由自然必然性所强制的活动。或者说，它创造着自由，但本身尚处在努力挣脱必然性的阶段，所以它只是自由的手段。但是由于活动和世界本身的开放性，因此，自然做主的世界同时关联着人的理论和创制活动，由人做主的世界也同时关联着人的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目的性领域同时关联着人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因此，这就成为亚里士多德三分人的活动的内在理据（参见： 徐长福，2004, pp.59～60) 。近代以来，关于实践及其活动领域的用法已经发生转换，除了原有的属于实践范围内的事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创制的事情，现在也恰恰成为最具有实践意义的内容。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就在现代的意义上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扩展。例如，伽达默尔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时指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对于实践的概念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把实践仅仅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伽达默尔指出，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事实上，后来的SSK和对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也把思维的活动、概念的表征活动、理论的研究活动称为“概念实践”。注意，这里着重的是“活动”，而不是最后见诸于文字的表征本身。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 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 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 。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伽达默尔，2005, p.7) 。伽达默尔的实践解释学也是后来科学实践解释学提倡者劳斯所吸取的重要资源。这从劳斯的《知识与权力》里的相关论述上看是没有问题的。
2. 康德意义上的实践
亚里士多德之后， 深受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思想影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非常重视实践问题，特别是康德（Immanuel Kant) 。例如，康德就把理性区分为“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另一种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即与自由相关的伦理、政治方面的活动为“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 
在康德那里，对于自然概念的实践和自由概念的实践是有所区别的， 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康德写道： “如果人们把哲学，就其在通过概念包含着事物的理性认识的诸原理的限度内，像通常那样，区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 那么人们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但是，这里只有两种概念容许有一批关于对象可能性的各异的原理，这就是： 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哲学于是有理由分别为原理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即理论的，叫做自然哲学，和实践的，叫做道德哲学。但是迄今为止，应用这些术语来对待不同原理的分类并和它们一起来对待哲学的分类时，盛行着一种大大的误用，即人们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混淆不分，并且就在同一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名称之下做了一种分类， 通过这种分类，事实上并没有做出什么分类。" （康德，2000, p.9）康德认为，自然概念的实践和自由概念的实践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其区别在哪里呢？原来前者是“技术地实践的”，后者是“道德地实践的”，前者属于“理论哲学(作为自然的理论)" ，因为“……在它们全体之中，只包含着技能的法则（因而它们只是技术地实践的），因为技能是按照因果的自然概念产生出可能的效果的。由于这些自然概念隶属于理论哲学，它们仅作为理论哲学(即自然科学)的引申而服从于那些指示的，因此不能要求在任何特殊的、唤作实践的哲学里得到任一位置”（康德，2000, p.10) 。与此相反，后者“完全建立在自由概念上面，……它不像后者(自然概念)那样基于感性的条件”, “而是基于超感性的原理，在哲学的理论部分之旁，在实践哲学名号之下，为自己单独要求另一部分”（康德，2000, p.10) . 
可见，在康德那里，虽然他也承认理论哲学（包括自然科学）是可以实践的，其原理是从自然的理论认识来的（成为技术地实践的法则），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属于实践理性范围，是道德法则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属于本体论领域；然而现在通用的见解是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也称为“实践”，实际上它属于现象领域或者认识领域，是人的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优于思辨理性，“因为一切关切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康德，2000, p.133) . 
笔者认为，现在的见解发展和变革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经由康德的传统，改变了人们对于实践范围、领域和基本性质的看法，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发展却是以丢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之维和康德的道德实践之维为代价的。重新讨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就是要找回和补充现在关于实践领域、范围和性质认识上的不足。使得实践的维度既有自然的维度，也有社会政治、道德和价值的维度。这就使得实践更为丰富，更具有在与自然打交道的同时也需要与人及其社会规范打交道的意蕴。而这恰恰就是新的科学实践哲学想要的，能够融合自然与社会的解释源泉和论说资源。这是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中为什么有其科学政治哲学维度的原因，有了这维度，伦理、道德和政治规训的意蕴自然而然就进来了。劳斯的“知识与权力”之书的副标题就是“走向科学政治哲学”. 
二、 马克思的实践思想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践性，这一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如此认为。这种实践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以实践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而且把实践不是仅仅作为认识论的基础，而是作为本体论的基础。第二，关注社会现实的实践问题，而不是空对空纯粹的研究思维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以实践的方式或者探讨如何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Karl Marx）在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批判了唯物主义，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1966, p.16) 。他坚持认为，我们“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1966, p.41) .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1966, p.19) 这表明，马克思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且要诉诸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这里，解释与实践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包含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解释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从来不是对立的，运用今天实践解释学的术语说，在马克思那里，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从20世纪80年代始，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观点或者一个主流趋势，就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实践本体论，甚至有学者干脆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诠释学”（俞吾金，2001) 。然而，学者们各执一说，争论颇多。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即指人类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实践主要是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而在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有学者批评这种理解，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意义的实践概念所指的人际行动（社会的和政治的）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常常被人忽视（张汝伦，2005, p.160) . 
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实践哲学传统，亚里士多德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对该传统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而当代西方各种实践哲学是这一传统的较新样态（徐长福，2004, p.61) 。前文指出，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一分为三： 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后世的相关研究大体上可以视为对这三种活动说明的修补、拆分和改造。譬如，弗兰西斯·培根的工作可以视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的考察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活动和创制活动统一起来的成功范例，当然这也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实践意义的某种反动。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也可以视为对亚里士多德三分活动的一个创造性的改造，在马克思那里，最为明显的就是，实践活动与创制活动不再被区分。创制是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与具体展开，而实践活动就是创制活动的本质内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另外一个重大创新是把生产实践作为实践的首要内容，这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体系性观点。例如，其他所有实践性劳动都被置于生产实践基础上；包括物质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甚至精神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产物都被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生产性成果，而各种制度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自然地被视为开发人类实践潜力的特殊机制和达到某种理想境界的必经环节。这样，共产主义就是这种人类实践的生产潜力获得彻底解放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形态。
当然，最近也有学者批评这种对于马克思特别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解读，他们把流行于马克思主义中对于人的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和日常实践活动认为是马克思原初的实践概念内容的观点做了批判，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指与人和人之间关系展开的活动有关的概念。当然，马克思最为注重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是“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1966, p.46) . 俞吾金对照德文版，对此段话有所改动：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以实践的方式反对和改变我们所遭遇的事物。" （俞吾金，2001, p.48) 当然，这里，革命的实践只是广义的物质生活实践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部分。由于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因此，没有与人及其历史对立的自然。因此，可以认为，物质资料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也是必要的甚至首要的人类实践。然而，马克思却从这里出发，认为其他形式的实践是由此而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把物质生产和生活本身看做是实践的基础形式了。这既可以看做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实践形式的改造，也可以看做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背离。如果把马克思置于时代之中，那么这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日益成为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宏大气势。马克思所指的实践，都是类似于社会运动性的人类社会实践。由于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是一个类，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关于人这个类的实践，而不是具体实践。特别是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人被抽象化了。这样的特点，也就成为实践研究中的一种缺点。因为这样关于实践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和深化了。这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实践方面的不足，也恰恰是需要其他的哲学加以补充的方面。当然，马克思的使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他和他的同事不可能把兴趣点集中于作为实践的一个领域的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
从实践解释学的角度看，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或者对于实践在解释上的作用的看法，在实践解释学上的贡献有这样一些： 
第一，实践活动是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俞吾金，2001, pp.82～85) . 俞吾金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于解释学研究的第一个贡献。按照俞吾金： ①马克思指出了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都起源于实践。因为其中关于理解的基本条件都来源于实践（理解者的在世、健全的理智，以及通过语言进行理解）. ②马克思指出了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从内容上看都是指向实践活动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这样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够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解释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1966, p.18) . ③马克思指出了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功能都是服务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所以，马克思通过把实践概念引入解释学而澄明了一切理解、解释活动的本体论前提。
第二，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特征（俞吾金，2001, pp.85～88) 。俞吾金在研究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后，指出在实践解释学的意义上，马克思把任何实践活动看做是现实的人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必然会导致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历史性。比如： ①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式在实践基础被揭示后，就被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概念的历史也同时是其基础实践的历史。②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其思想和观念也必然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不就是一种权力解释学的观点吗？马克思远比尼采、福柯更早地意识到权力与理解和解释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③近代社会的异化劳动带来的历史特征必然对近代社会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有深刻影响。
第三，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入解释学循环的道路（俞吾金，2001, pp.88～89) 。马克思了解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历史性，他并不排斥这种历史性，因此，如何正确地进入解释学循环就成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这个时期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因此，理解者和解释活动参与者把自己置身于这种背景时，若无对于这种背景的意识，未经过对于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时，就不可能洞察自己的先入之见有何问题。
第四，解构语言的“独立王国”幻象，揭示语言在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起源（俞吾金，2001, p.89) 。这表明，仅仅在语言学转向中，对理解和解释活动加以讨论是不够的，语言与人类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受到实践情境的极大影响。
第五，新的解释学方法的引入（俞吾金，2001, p.90) 。按照俞吾金，马克思主张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还原（这当然与研究者现在站在现象学、解释学立场重新看待马克思有关）。这颇像现象学的还原，因为马克思不仅要被还原到文本，而且是要把文本还原到现实生活，即生存实践活动本身。第二种方法是考古。回到历史本身中，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当然，著者认为，这里的解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就像科学哲学家引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不是为了忠实于维特根斯坦，而是为了从维特根斯坦出发。对于马克思的实践思想的运用，著者也认为，我们可以在不歪曲马克思的原意的同时，发展现时代的新的实践解释。
三、 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实践观： 联系与差异
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也是科学实践哲学的间接来源，尽管劳斯一再要把科学实践哲学与实践的唯物主义区别开来。我们看到按照俞吾金的观点，马克思的实践解释学中的许多思想与海德格尔、劳斯的观点有很大的一致性，不管劳斯是否吸收了马克思，他的前驱海德格尔是充分意识到马克思在实践问题上的重要影响的。
当然，其他的科学实践研究者不是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影响。限于篇幅，下面我们着重讨论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对于科学社会学、SSK、科学实践哲学的影响。
1. 从马克思到STS这里的STS既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也是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后面的科学的社会研究或者文化研究，也即现在一般均以此种意义讨论的STS. :  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体现的实践思想
马克思对于科学实践及其后果的关心是人尽皆知的。当然，马克思对于科学及其进步的关心，是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都把科学的进步视为社会经济作为最大推动力的结果。科学当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火车头。
很明显，按照马克思，科学和数学不是永恒的、普遍的柏拉图王国中的“超验之物”，不是凭借某种方法就能发现的。它们既不是“纯粹”精神活动的产物，也不是“天才人物”凭空捏造的。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认知方式都来源于实践活动，并且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利益相适应。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中的科学的最被公认的观点（见： 贾撒诺夫等，2004, p.79) 。而这些观点与后来的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所强调的科学中暗含着社会因素的思想如出一辙。例如，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以社会实践、文化和历史作为中介的，或者与它们共同演化的SSK或者后SSK的思想，今天这在后SSK或者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研究中，是最为突出的思想观点基础。
事实上，STS也并非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影响了科学社会学。在马克思那里，关于科学和技术存在社会根源的洞见一直以来就是科学社会学的资源之一。马克思1847年就断言：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1972, p.108) 
贝尔纳(J.D.Bernal)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理解的贡献概括为：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 （贝尔纳，1982, p.550）贝尔纳甚至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指出，“科学实践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型”（贝尔纳，1982, p.551) . 
马克思的实践和历史观点对于西方学者的影响还通过苏联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科学历史而得到了强化。1932年，苏联代表团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时，提交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牛顿时代经济和社会对于牛顿科学的影响的论文。其中特别是赫森（Hessen，较前亦有译为格森、黑森等等）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一文影响最为广泛。关于赫森的生平、影响，有两篇文献对此做出讨论（赵红州、蒋国华，1988；张明雯，2007) ，另外，北京大学博士生唐文佩正在细致研究赫森的论文及其影响，本书写作时，其论文还未完成，而本书修改时，该博士论文已完成。贝尔纳对此做出的评论最能够说明问题，“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1931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由于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会，证明了： “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 （贝尔纳，1982, pp.523～524）贝尔纳甚至认为赫森这篇论文对于英国而言，“是对科学史再估价的起点”（贝尔纳，1982, p.524脚注）, 而编辑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诺曼·W. 斯托勒(Norman W.Storer)不仅如此认为，而且指出了它影响了一大批研究者，他说，“能够明显看到它的影响的地方，不是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而是在英国，在那里，这种影响出现在那些政治上左倾的科学家如李约瑟、J.D.贝尔纳、兰斯洛特·霍格本和J.B.S. 霍尔丹的非常与众不同的史学著作中，而且还出现在像查尔斯·辛格、G.N.克拉克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等历史学家的反驳性文章中”（斯托勒，见： 默顿，2003，编者导言，p.10) . 
科学社会学发展里程碑式的人物默顿（Robert K. Merton）也深受赫森并从而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和实践观的影响。默顿自己承认他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受到了赫森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在第10章的补遗中，默顿提及克拉克1937年的一篇评论赫森论文的观点“过分简化了这一时期科学的社会和经济方面”时，为赫森做出了辩解，指出自己的论文“前三章（即7～9章），尽管有某些解释上的差别，都大大受惠于赫森的工作”（默顿，2000, p.260脚注）。默顿确实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多次提及赫森，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有五处不仅提及赫森及其影响，而且坦言自己和西方学者所受到赫森的这种影响（默顿，2003, xv, xvi, 21n, 36n, 204n) 。当然，前两处是编者导言的作者斯托勒的引用，然而这种引用却是着重于默顿对于赫森影响的重视。特别是在第7章他指出将密切遵循赫森的技术性分析来研究某些经济增长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他说，“如果仔细地研究，就会发现赫森教授的方法为用经验方法决定经济增长与科学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基础”（默顿，2000, p.190脚注⑤) 。比如，第9章（科学与军事技术）的讨论，默顿让人们比较赫森的工作（默顿，2003, p.279脚注①) ，并且在注释中提到赫森，认为该章的讨论“大大受惠于赫森”（默顿，2000, p.238脚注①) 。还有第10章的经验分类也是受到赫森的启发，并借鉴了赫森的研究。当然，默顿也批评了把科学阶级化的倾向。例如，默顿指出，赫森和布哈林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科学’才会对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有正确的见解”，默顿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默顿，2003, p.28) . 
在SSK和后来发展起来的科学的社会研究中，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有所影响的。例如，默顿在讨论知识社会学时，也多次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观和实践观对于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影响。默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默顿，2003, p.16)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1972, p.82）的思想始终是知识社会学讨论的重心之一。默顿在“知识社会学的范式”的文章中就讨论了从马克思主义到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传统（默顿，2003) 。默顿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社会学传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不把功能归之于作为一个整个社会，而是归之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这一点不仅对意识形态思维是如此，对自然科学也是如此”（默顿，2003, pp.47～48) 。默顿这里指的是，科学与技术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控制的工具。如果说，这个观点在默顿时代，特别是提倡科学自主性的那些学者那里，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或者观点，那么在今天，在海德格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劳斯的视野里，这不仅就是他们的学说本身的内容，而且也是他们一直企图证明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他们的先驱。
例如，在著名的《科学技术论手册》（英文版，1995；中文版，2004）中有多处提及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其中雷斯蒂沃（S.Restivo）所撰写的第五章“科学论的理论景观”，专门辟出一节“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思想，尽管其结论有简单化的特征，但是也客观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研究传统也是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此外在讨论社会建构论方面，认为社会建构论的古典来源之一也和马克思有关（贾撒诺夫等，2004, p.83) .  
2. 实践能动性与建构概念的同构性本小节徐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把科学实践的社会建构论研究运用于实验室研究时，或者在以社会学观点观察实验室时，人们发现，并不存在原初的、裸露的“事实”, “建构论研究揭示了那种被黑箱化为‘客观的’事实和‘被给予的’事物的活动过程。它们也揭示了似乎是铁板一块的、令人惊叹的合理系统背后的日常过程。……建构论是实验室研究对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观察到的微观过程所作的回应”（塞蒂娜，见： 贾撒诺夫等，2004, p.114) . 
所谓“建构” (constructation) ，其基本思想是说，“建构论……仅仅是认为，‘实在’或‘自然’应该被看做是这样一种实体： 它们通过科学活动和其他活动不断地被改写”（塞蒂娜，见： 贾撒诺夫等，2004, p.115) . 我们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比较马克思的能动性概念，它们有何区别和联系呢？让我们再次看看马克思关于实践能动性概念的一些经典话语：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马克思，1972, p.16) .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见： 于光远等，1988, p.348) . 认真地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建构论的建构概念与马克思上述的实践能动性概念具有某种同构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所谓实践，是人类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主观见之于客观，即主观能动性。建构是什么呢？按照塞蒂娜的观点，建构即通过行动者的活动改变了的对象及其过程。在人与实在打交道的过程中，没有裸露的事实，不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还是塞蒂娜的建构概念都指认这个共同的主题。实践的能动性即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1975, p.17) 。人或者行动者影响事实的形成，实践型塑实践中的人和周遭环境，这就是建构论，实际上也是马克思的实践能动性观点的核心。
四、 SSK早期和后期的实践研究及其思想
人们以为SSK的兴起，在科学哲学中仅仅开放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指认科学知识与社会性维度有关；但是事实上，与此同时，它也开放了另外一个维度： 实践的维度。
早期SSK在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以表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不仅为了证明科学知识不论正确与否都与社会语境相关，而且要真正地探明科学和科学研究是如何演化的，后期SSK则从实践的、经验的进路着重对于科学实验室研究做出了细致研究。皮克林在其主编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1992）一书中，在自己的文章“从科学作为知识到科学作为实践”一文中，对于SSK的这两个特征做出了明确的表述： “第一，就像其名称显露出来的那样，SSK坚持主张，科学就其技术核心而言自始至终都是有利益的和社会构成的： 科学知识本身必须被理解成社会的产物。第二，SSK断然地走上了经验的和自然的研究道路。就是说，科学知识是社会的，是通过真实科学的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的探究所进行的。规范性的老套哲学的先验论被搁置到一边了。" (Pickering,  A. (ed.) , 1992, p.1)不能责怪SSK的经验进路丢失了哲学的规范性，因为SSK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性的社会学研究进路。此外，SSK提供给科学哲学的大量丰富的经验内容，着实给了先验的科学哲学一击，那些先验的、漂亮的规范，面对真实科学的研究案例和强大的实践说服力，而显露出虚假的规范性，它们是空中楼阁，没有真正的解释力。真实科学要求我们在SSK基础上提出更为适合科学及其研究的新规范。而建立新规范之前则必须先回到科学研究的经验和实践基础上。
后期SSK的科学实践研究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和多种进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且比较典型的SSK的研究进路有： 
1. 拉图尔与伍尔伽的“实验室研究” (Latour,B.,Woolgar,S.;1986) 
他们以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介入实验室生活，考察了科学家在实验室生活中的话语实践和科学实践，表明科学家的实践既要考虑自然的力量也要考虑社会力量的作用，其著作《实验室生活》是这个研究的成果。后来，拉图尔与迈克尔·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提出了基于知识传播的科学实践概念性的“行动者网络” (actor network）研究进路。该研究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当然，其中拉图尔和伍尔伽把实验室看做为铭写机器，其主要作用是铭写，即科学研究的主要作用是表征。其背后也暗含着表征主义的影响。
2. 塞蒂娜的“实验室实践和文化研究” (Cetina, K.K., 1981) 
她着重考察了科学仪器、设备等物质力量的作用。在研究中，塞蒂娜也自然地得到了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也是科学家机会研究的结果的结论。塞蒂娜在实验室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实验室文化，着重讨论了科学的实验室作为一个单元的文化特征，她以实验室研究的参与性观察为基础，把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融合进去，推动了人们对于科学工作的研究和反思，也推动了诸如话语实践这样的实践研究工具的发展。塞蒂娜使人们认识到，实验室同时也是一种理论概念，一种能够呈现知识生产的地方性类型的理论概念，而且使得原本在社会学中联系弱小民族的地方性概念扩展出来，并与现代化制度联系在一起，凸显了它在现代化制度中的力量（即实验室力量可以扩展到世界）（塞蒂娜，见： 贾撒诺夫等，2004, p.110) . 
3. 林奇、利文斯通和伽芬克尔（Lynch、 Livingston and Garfinkel
1983; Lynch 1985; Livingston 1986）以常人方法论的视角研究
了科学实践  而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位人类学家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 1988）则在斯坦福的线性粒子加速器中心运用这个方法和符号文本分析方法研究了粒子物理学家的科学实践。这种常人方法论的实践研究通过对日常实践的细致剖析不仅激发了人们希望更加详细地描述科学活动的兴趣，而且给出了实验室实践的某些特征，如“实质化”、“情境偶然性”和“未书写”的品格（塞蒂娜，见： 贾撒诺夫等，2004, p.114、p.121) . 其中琼·藤村 (Fujimura, J.）的研究也可以视为人类学进路的实践研究，她通过对于20世纪癌症基因研究变迁的考察，特别指出一种技术的标准化和概念的柔性可以使得各个不同学科对象在边界上得到整合\. 
在英国，按照皮克林的看法，吉尔伯特和马尔凯 (Gilbert and Mulkay, 1984）以及伍尔伽(Woolgar, 1988)等人的话语实践分析，则开创了SSK对于自身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了话语实践的概念。
对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在SSK中建构论的实践概念或者实践思想是什么。通过塞蒂娜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这种SSK建构论的实践概念和思想。
按照塞蒂娜，建构论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关于物质世界的独立性和结构问题，建构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问题从哲学论证的舞台转移到了经验探究的舞台，即转向实践研究。第二，由此带来建构论的认识论特征是科学和社会世界的经验知识论。建构论提倡在对知识生产的真实过程的研究中去寻找真知和实际知识的实践。第三，对我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SSK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强调了知识研究、完成和实施是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这些实践活动既改变了物质存在，也潜在地改变了社会世界的特征（塞蒂娜，见： 贾撒诺夫等，2004, p.114、p.116) . 
皮克林对于SSK的科学实践概念的认识比较深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SSK正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它仍然以主要的精力把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知识看待，由于这样的观点，即便SSK是从科学实践出发或者是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但是科学知识的图景仍然呈现出，实践是一种服务性的手段，是科学家的概念网络为适应环境而实现的一种创造性扩展而已。借助卡龙的行动者网络理论，SSK中的一些学者沿袭着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认为概念网络借助科学实践，通过建模或者类比而扩展，而且建模是一个无尽开放的过程，这样实践的可能性空间是无穷的。这些思想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它给SSK带来一个问题，开放的无尽性应该使得科学有无数种类或者无数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科学仍然体现出某种统一性呢？于是SSK求助于社会利益来结束争论和发展的分歧性，认为概念网络的最佳扩展结果是按照体现科学共同体最佳利益的方向进行的。皮克林认为，这就是SSK对于实践的说明，而这种说明是非常偏狭和不足的\. 
皮克林进一步分析了SSK意义上的实践概念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析一瞥SSK的科学实践概念的涵义和其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通过解读皮克林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SSK的科学实践概念的积极意义是，SSK毕竟通过科学实践说明了概念网络的运行和运行结果与社会建构的关系，科学实践在说明科学运行中发挥着辅助性的说明功能，与以往的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实践在说明中得到了使用，获得了地位和意义。消极意义是，如果把SSK这种科学实践真正看成为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的实际图景或者规范性图景，而不是仅仅看成为一种理解知识的辅助性说明，那么，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概念是有错误的，其错误就在于，它仍然太过理想、太过单一，不能帮我们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复杂情境。特别是SSK主流把实践过程看做是利益协商的过程，太过还原性了，当然这种还原不是自然向度的而是社会向度的\. 
正是基于SSK早期和中期还停留在对于科学实践较为抽象的讨论上，一部分SSK学者开始关心科学实践的物质维度。当然，这种物质维度在SSK那里也经常地表现为社会利益和社会的相对性，即似乎社会利益和社会相对性就代表了物质维度，后期的SSK研究意识到不能用社会维度替代物质维度，物质维度也包括自然的作用。在研究开始后，令SSK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维度一旦展开，立刻就在多个维度上开放起来： 第一，深入实验室的话语和文本研究，不仅打开了话语实践研究的大门，而且丰富了概念实践的认识和内容；第二，对于实验室研究活动的解释打开了朝向解释学的维度；第三，关心实验室物质力量作用的研究与新实验主义的科学实践进路联系起来了。也恰恰是在这几点上，科学实践哲学从SSK中获得了大量资源。
五、 当代欧陆哲学的解释学传统中的实践思想
在欧洲大陆对科学的哲学反思里，解释学正在逐渐走入科学哲学，发挥科学哲学的角色作用，或者成为欧陆的科学哲学。这其中也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解释学传统。而在解释学传统里，经由胡塞尔、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当然也有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当代现象学者和解释学者，如希伦（Heelan, P. A., 1983; Babich, B.E., edited, 2002）等人，实践的解释意蕴越来越强。构成了现今科学实践哲学直接的解释学渊源。劳斯把自己的科学实践哲学明确地称呼为“科学实践解释学”。在《知识与权力》中，劳斯多次提到“实践解释学” (practical hermeneutics）一词，并且通过对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与理论解释学的区别以及对海德格尔实践解释之不足的批判，提出和论证了他的实践解释学的基本观点（Rouse, J.,  1987, pp.48～50、pp.58～68等等）. 本节下面将以劳斯关于海德格尔实践解释学的评述为主，讨论对于科学实践哲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