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问题、概念及结构 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第1章 导言： 问题、概念及结构 1.1 本书研究的问题 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国2006年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为148亿元中国科技统计网： http://www.sts.org.cn/nwdt/gndt/document/070319.htm.2007年7月检索.；美国2004年投入基础研究584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投入361亿美元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 4-10.。人们不禁要问： 政府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做基础研究？投资基础研究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效益？这种投资值得吗？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根据和实证根据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政府以及公众就不会在观念上特别是不会在实际上重视基础研究。 在我国，虽然一些高层领导表示基础研究很重要，但是基础研究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而我国长期以来维持在约5%。对此，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大管家”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十分焦虑，他说： “我们真是很着急，基础研究为什么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对上述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陈宜瑜院士还说了一句非常朴实的话： “别拿基础研究不当饭吃。" 罗晖，刘莉. 陈宜瑜： 别拿基础研究不当饭吃. 科技日报,2006-03-14.http://www.stdaily.com/gb/stdaily/2006-03-14/content_498553.htm.2007年5月检索. 本书上编借鉴国际上关于基础研究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论证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论证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本书中编考察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创新型国家在体制上和政策上是如何支持基础研究的？转型经济如中东欧国家又是如何做的？它们的基础研究绩效如何？当前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技体制和政策改革，国际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本书下编关注我国基础研究的状况问题。我国基础研究在历史上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艰苦的历程？在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基础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我国现行基础研究的管理和资助体制是怎样的？现阶段基础研究政策的内容是什么？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与绩效如何？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在哪里？影响我国科研团队作出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因素有哪些？我国基础研究的环境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哪些政策建议？ 1.2 基础研究的概念与内涵 对基础研究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很重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认为，在我国，基础研究之所以得不到重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人包括领导层、科研管理者甚至科研人员自身，都存在着对基础研究的概念认识不清的问题。罗晖，刘莉. 陈宜瑜： 别拿基础研究不当饭吃. 科技日报,2006-03-14.http://www.stdaily.com/gb/stdaily/2006-03-14/content_498553.htm.2007年5月检索. 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定义，基础研究指的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然而，基础研究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对它的理解也因人、因机构、因时代而不同。国际上提出了“战略研究”、“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等概念。本节对基础研究的内涵及其政策含义进行剖析。 1.2.1 “基础研究”概念的形成 历史上，基础研究是指那种为知识而进行的探索活动，不抱有任何功利性的动机，因而是“纯” (pure）科学。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通常是那些上流社会中有钱又有闲，且对科学有兴趣的人士。在18、19世纪的欧洲科学组织（如英国皇家学会）中，这样的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19世纪初，国际上开始把科学区分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然而，一些在工业领域和工程领域的研究者觉得，“纯”科学这一概念明显带有某种偏见，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基础” (basic）科学的概念被引入，并逐步取代了“纯”科学的概念。Kline, R, 1995. Constructing "technology" as applied science: public rhetoric of scientists and engne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45. ISIS, 86: 194-221.到了20世纪，“基础研究”作为一个政策范畴和政策术语，牢固地确定了其地位。 在二战期间，美英支持基础研究，研制出了雷达和原子弹等，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5年7月布什（V. Bush）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V. 布什.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范岱年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发表后，“基础研究”的概念被普遍使用，并且在科学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报告在总结以往科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基础研究的性质和功能的经典观点，即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实际应用。可以说，布什的报告提出了创新的“线性模型”. “线性模型”为政府支持基础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报告最终导致美国于1950年成立科学基金会（NSF) . 关于布什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的简要阐述，见Felman, M P, et al. 2002. The Econo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14-18. 严格地讲，政府资助科学属于政府干预科学的一种行为，但是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插手科学系统的运行，而是让科学家保持科学研究的自主性。政府和科学家都深信这样一个观点： 最有效率的科学研究，就是把科学研究彻底放手给科学家。自主性是战后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有人将之称为科学自主性的“神话”，即“基础研究惟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丰硕成果，那就是让科学家完全不受追求短期结果和特定产品的干扰，放手让他们自己干”转引自Calvert, J. 2004. The Idea of "Basic Research" in Language and Practice, Minerva, 42: 251-268..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特别是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之后，美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更加慷慨。此后不久，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 1959）和阿罗（Arrow, 1962）从经济学的角度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辩护，其基本观点是基础研究是市场失灵的，其产品是公共物品（详见2.1节）。基础研究的公共物品论得到了政府和科学家的广泛认可。于是形成了政府出钱资助科学家，科学家自主地探索真理这样一种“理想”格局。这一“理想”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打破。 20世纪80年代主要工业化国家都遭受到了来自日本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压力，社会各界纷纷要求基础研究与生产和技术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于是，政府资助科学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们要求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联系起来，倾向于资助那些具有经济应用价值的研究项目。在功利主义的氛围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出现了下降的势头，科学家及政策研究者不得不赋予基础研究以新的理解，使之带有应用的成分。 1.2.2 研究与发展及基础研究的“标准”定义 国际上对研究与发展及基础研究所做的“标准”定义，见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63年制定的《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 (Frascati manual)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1978年制定的《科学技术统计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统计处. 科学技术统计指南. 宋化民、肖佑恩等译.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0.。这些文件后来不断有新版本，但基本观点仍然保持不变。 所谓研究与发展（或研究与开发，或研发，或R&D) ，是指为增加知识的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研究与发展包括三类活动：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这是“三分类”法。 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基础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定向(oriented)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是为了推进知识的发展，不考虑长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也不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或将研究成果转移到负责应用该成果的产业部门。定向基础研究则怀有这样的期望，生产出广博的知识基础，很有可能为人们业已认识到的或所期望的趋势或未来的问题或可能性提供解决方案。 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 试验发展是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研究与发展调查手册.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0: 20. 与这些概念相关的还有发明、创新等概念，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有关概念的比较见表1.1. 研究与发展的“三分类”，从认识论上讲，有其合理性。它反映出人类由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认识过程。“三分类”也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生产和转移的模式。前一个环节的产出被转移到下一个环节， 作为下表1.1 研究、发明、开发及创新的投入和产出 阶段投 入产 出基 础 研 究无形有形与人力可计量无形可计量科学知识 科学问题与 直觉科学家 技术助手 办事员 实验室 材料、燃料、能源人员、工时 工薪 支出 平均个人 支出新科学知识： 假设与理论 新科学课题与直觉 新实际课题与创意研究论文 科研报告发 明科学知识 技术 实际问题和 创意科学家 非科学家 发明家 工程师 技术助手 办事员 实验室 材料、燃料、能源人员、工时 工薪 支出 平均个人 支出“原始发明” 技术诀窍 获专利的发明 可获专利的发明，未申请专利但已发表 可获专利的发明，既未申请专利也未发表 不能申请专利但已发表的发明 不能申请专利也未发表的发明 较小的改进 新科学课题与直觉 新实际课题与创意，“故障”专利申请 专利技术 文件 科技报告 科技论文开 发科学知识 技术 实际问题和 创意 原始发明与 改进科学家、工程师 技术助手、办事员 实验室 材料、燃料、能源 实验工厂 原型人员、工时 工薪 支出 平均个人 支出开发了的发明，蓝图，说明，样品 新科学课题与直觉 新实际课题与创意，“故障”新型和改进产品及工艺的图纸和说明书续表 阶段投 入产 出创 新已开发的发 明 商业敏锐性与市场预测 财政资源企 业企业家 经理 金融家与银行家 营造商与承包商 工程师 建筑材料 机器和工具新型工厂和产品上的投资金额 新型工厂上的投资金额新实际课题与创意，“故障”生产新颖产品、优质产品、低廉产品（即产品与工艺创新）的新型工厂或生产线 （根据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华宏慈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10页改编）一个环节的输入。比如，基础研究的产出，或理论或发现，可以成为应用研究的输入。这里的知识转移过程，从认识论上讲，涉及将普遍原理应用到具体情况，将综合性理论变成特殊应用的过程。当然，研究与发展的“三分类”也有其不足，引起了很多争论。 1.2.3 科学研究的“四分类”与基础研究的分类 虽然R&D和基础研究有国际标准定义，但是在实践中，科学界关于研究（与发展）的说法，众说纷纭。有人统计，1972年关于研究（与发展）的说法，计有45种之多。其中关于基础研究有5种变形的说法，如纯研究（pure research) 、基础科学（basic science) 、基本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 、纯粹基础研究（pure basic research) 、绝对纯粹研究（absolutely pure research) 。关于应用研究有32种变形的说法。Rothschild, L.1972. Forty-five variet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ure, 239: 373-378. 以研究目的或意图来划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做法，很早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1951年，美国NSF的董事会主席康南特（James B Conant）提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认为求知的目标与应用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交叉。转引自樊春良. 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82. 在科技统计中，一些组织和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分类体系。比如，美国国防部将R&D分为三类，即研究、探索性发展（exploratory development) 、高级发展（advanced development）和工程发展（engineering development) 。美国会计总署的分类很简练，将R&D分为两类： 基本研究和目标导向的应用研究（mission targeted applied) . Averch, H A. 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D taxonomies, Research Policy, 20: 179-194.英国对研究与发展采取四分类法： 基础研究、战略性应用研究（strategic applied research) 、特定应用研究（specific applied research）和试验开发。 艾文（John Irvine）和马丁（Ben Martin）提出，基础研究可以划分为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和战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 . “战略研究是指期望能产生广阔知识基础的基础研究，这些知识基础对解决当前和未来实际难题可以形成背景知识。" 转引自樊春良. 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84.战略研究类似于OECD所指的定向基础研究。Salter, A J. Martin, B R. 2001.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ublicly funded basic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Research Policy, 30: 509-532. 另有学者认为，基础研究不仅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战略研究，还包括“大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十年改革： 中国科技政策.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29-31. 1. 司托克斯科学研究的“四分类”与基础研究 司托克斯（1999）对传统的三分类提出质疑，他根据科学研究是否“追求基本认识”和是否有“应用考虑”，把科学研究划分为四个象限，如图1.1所示。 图1.1 科学研究的象限模型 （资料来源： 司托克斯.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 周春彦，谷春立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9: 63) 第I象限是在认知需求的引导下的且无实际应用考虑的研究，可称为“纯基础研究”。玻尔对原子结构的探索，是这种研究的典型代表，这类研究故称玻尔象限。玻尔是丹麦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探索原子结构的模型，是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 第II象限的研究既有扩展知识的目标，又有应用目的，可称为“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对发酵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解决在利用甜菜制造酒精过程中的问题。他发现了导致发酵现象的微生物及其制造酒精的机理。巴斯德开发出了接种牛痘疫苗，既解决了实际问题，也扩展了科学知识。巴斯德的研究工作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的典型，所以这类研究被称为巴斯德象限。凯恩斯的经济学研究、通用电气实验室科学家朗谬尔对表面化学的研究、曼哈顿计划中的基本研究，都在巴斯德象限之内。 第III象限是只求应用目标，而不管“所以然”的研究，这是纯应用研究，爱迪生的工作是典型。他在其创立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主要从事商业技术的开发，一生作出了许多重大的技术发明，但是他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甚微。他发现了“爱迪生效应”的现象，但没有去深究它。 第IV象限的研究既不以追求基本认识为目标，又不以追求应用价值为目的。那些对某种特殊现象的系统性研究，如研究昆虫的标记，属于此类。司托克斯没有找出一个适当的名称来指代这类研究。 2. Ruttan科学研究的“四分类”与基础研究 拉坦（V.W. Ruttan, 2001）在司托克斯对科学研究“四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四分类法，如图1.2所示。 图1.2 Ruttan的科学研究四分类 （资料来源： Ruttan, V W. 2001. 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an induced innovatio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37) 右下方象限是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仍被称为玻尔象限。 右上方是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即巴斯德象限。 左上方是应用研究和产业资助的技术开发，称为爱迪生象限。对这类研究的支持，几乎完全来自产业部门。 左下方是政府资助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被称为Rickover象限。芮柯弗（Hyman Rickover）是美国海军上将，曾领导原子能委员会Oak Ridge实验室、Los Alamos实验室和Livermore实验室，以及西屋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实验室，开发核潜艇。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资助的农业研究、公共部门资助的材料科技均属于Rickover象限。 考虑到上述司托克斯和Ruttan分类体系中有些洋名字如玻尔、Rickover不为我国一般公众所知，笔者在Ruttan的基础上，将相应的人名替换为国人所熟悉的名字。这里把玻尔象限改称为爱因斯坦／玻尔象限。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研究光电效应、研究布朗运动以及后期研究统一场理论，跟玻尔研究原子结构一样，都是出于好奇心驱使的基础研究。 把Rickover象限改称为钱学森／王选／袁隆平象限。钱学森为组织领导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授予“国家杰出科学家”和“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王选（1937-2006）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几十年如一日研究汉字的信息化处理，并最终开发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誉为“当代毕昇" ；袁隆平成功地开发杂交水稻，被誉为“当代神农”（详见3.5节）。这些研究具有明确的国防、社会经济应用目标，并且得到了国家财政的支持。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以及载人航天工程都属于这一象限的研究。 爱迪生象限、巴斯德象限的名称不变。 在当代，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变革。李正风. 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具体到基础研究，专注于探索客观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的“认识取向”的基础研究，正在向“认识取向”与“应用取向”并重的基础研究转变；专注于创造新知识的“生产导向”的基础研究，正在向“生产导向”和“扩散导向”并重的基础研究转变。李正风. 论基础研究功能的变化.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4) : 62-66.据王志新院士判断，只有不到10%的科技工作者是纯粹靠兴趣驱动来搞研究的。董晓瑞. 王志新院士： 最需要创新大环境. 科学时报,2006-05-26. 1.2.4 实际工作者对基础研究的理解 虽然基础研究有其“标准”定义，虽然政策研究者对基础研究概念提出了种种新的理解，但是，这些并不能限制一线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对基础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解。英国学者卡尔弗特（Jane Calvert, 2004) Calvert, J. 2004. The Idea of "Basic Research" in Language and Practice, Minerva, 42: 251-268.在1999年3月到2000年3月对美国和英国的一线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24位生命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及25位科技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询问他们如何界定“基础研究”。她发现，一线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在界定基础研究时，其背后主要有6个方面的标准（详见表1.2) 。在受访者中，有7位用单一标准来界定基础研究，其余的多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来定义基础研究。这说明，科学家和政策管理者对基础研究概念的理解是丰富多彩的。表1.2 对“基础研究”的实际理解 受访者中持 该观点的人数科技政策制定者科学家1 认识论方面 （从所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特性看）3212202 意图方面 （从科研的目的看）3316173 距离实际应用的程度15784 机构方面 （科研发生地）8715 成果发布的规范 （科研成果如何发布）7526 科学领域321 （资料来源： Calvert, J. 2004. The Idea of "Basic Research" in Language and Practice, Minerva, 42, 256) 在受访者中，人们最普遍提到的划分基础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的标准，是从认识论方面和从意图方面来界定；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标准。 1. 从认识论方面看 基础研究通常被认为是生产某种类型知识的活动。这种类型知识的特性和／或本性，决定了生产这些知识的活动是基础研究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研究。这是从认识论方面来界定基础研究。Calvert在访谈中发现，人们通常用“不可预见性”、“普遍性”、“理论驱动”和“还原论” (reductionist，即从本原上对现象作出解释）来界定基础研究。 2. 从目的和意图方面看 人们通常认为基础研究是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即使是同一研究项目，如果出于好奇心之外的目的，那么，该研究也不能划归为基础研究。 从认识论方面来定义基础研究，与从目的和意图方面来定义基础研究，有时是不相容的。比如，如果某项研究的意图是为了获得某种最终将导致应用的结果，那么，不管该研究具有怎样的“基础性”，一些受访者认为，该研究也不能划归为基础研究。诚然，按照意图来界定基础研究，这里涉及谁的意图的问题。研究者的目的与资助者的目的，常常是有区别的；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目的也是不同的。一位美国政策管理者说，“某项研究可能对做该研究的研究者来说，是基础性的，但是对资助者来说，则可能是应用性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视角的问题”。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从意图方面来定义基础研究，仍然被人们广泛使用。 3. 从距离实际应用的程度看 有一些受访者认为，如果某项研究或其结果距离实际应用很遥远，这样的研究是基础研究。 4. 从机构方面看 有些受访者从某项研究是在哪种类型的研究机构做的来界定基础研究。一位政策制定者以人类基因组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如果该研究是在大学里进行的，那它就是基础研究；如果是在私人公司里进行的，那它就不是基础研究。当然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比如： 如果大学研究者在大学实验室里从事从私人公司那里承接来的合同研究，这种研究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就很难说了。在我国，一般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都属于基础研究。 5. 从成果发布的规范看 有受访者认为，如果某项研究其成果是可以公开发表的，这种研究是基础研究，否则就不是基础研究。 6. 从科学领域看 有受访者按学科性质来定义基础研究。一位英国科技政策管理者认为，基础研究只包含天文学、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学科。 由此可见，基础研究这个概念在科学家和科技政策管理者的实践中，是一个具有多义性和弹性边界的模糊概念。 1.3 中国对基础研究的理解的转变： 回归“基础研究”1.3.1 国际标准定义的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内，在我国科技政策中，基础研究常被称为理论研究或基础理论研究。比如，在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即“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围绕着是否应该把理论研究纳入重点任务出现了争论，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协调下，把“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入12项重点任务的第12项，详见第12章。被称为理论研究的基础研究，常常受到“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脱离实际”或“刮理论风”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根据“毛泽东思想是理论，马列主义是理论”来为基础研究争取合法性。比如，1975年邓小平就是这样来批判把基础研究说成是“刮理论风”的，详见本书12.2.1. 20世纪60年代，我国从科学和生产的联系将研究工作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基础研究；第二类，应用基础研究；第三类，应用研究；第四类，推广研究。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1964.这里所谓的应用基础研究，是指围绕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要求，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基本资料。 1985年我国引入国际科技统计规范。那年，我国首次进行全国科技普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78年公布的《科技统计指南》所规定的R&D指标为范本，从此开始使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指标。 国家统计局2000年制定了《科技投入统计规程（试行）》 (2000年4月），并应用于2000年全社会R&D资源清查。这个《规程》也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的，并对统计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包括举例说明。我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对R&D的分类及对基础研究、研究与发展等概念的定义，均采用国际标准定义。 1.3.2 “基础性研究”概念的引入 1989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理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提出了“基础性研究”的概念。 当时的国家科委在1989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基础性研究”的概念。在那次会议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表讲话“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策”，其中提出： 基础性研究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宋健. 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策. 求是，1989(5): 2-4.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那次会议上做了“也谈基础研究” 的发言，后来发表时题目改为“也谈基础性研究”。钱学森认为： 基础性研究＝基础研究（纯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钱学森. 也谈基础性研究. 求是,1989(5).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科技工作战略布局的“三个层次”概念，基础性研究被纳入其中。第一个层次是直接为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服务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第二个层次是新兴技术和高技术的研究开发；第三个层次是基础性研究。会议指出，“这三个层次，是相互促进、有机联系的整体，缺一不可，应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从此，科技工作“三个层次”的提法就确立下来了，成为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科技政策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科技政策文件中，“基础性研究”概念逐步取代了“基础研究”的概念。这可以从“基础研究”、“基础性研究”概念在重要科技政策中出现的频率看出（表1.3) . 表1.3 “基础研究”、“基础性研究”在重要科技政策中出现的频率 基础研究基础性研究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政策表述《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8次无无使基础研究工作得以稳定地持续发展《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1992年4次无6次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1次17次无切实加强基础性研究 “基础性研究”概念的引入，跟我国学者和科技管理人员对国际上的“三分类”和“基础研究”定义的反思有关。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反思，一种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简称“依靠、面向”）的科技方针（详见12.3节）. 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的师昌绪1988年提出： 联合国关于基础研究的定义不能反映现代基础研究的新特点，对基础研究应作广义的理解，即： 基础研究＝狭义的基础研究＋部分应用研究（或称应用基础研究）. 师昌绪. 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作用（1988年12月26日）.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科学基金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学基金年鉴1990年.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1: 52-61. 师昌绪考察了日本、美国及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之后，提出： 基础研究不一定没有应用目的，指出： 我们采用广义的基础研究的含义是合适的。还告诫说： 从事基础研究的同志不能作茧自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这不但不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也不符合我国“面向、依靠”的科技方针，很难得到国家的支持。师昌绪呼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198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顾淑林发表文章，指出“三分类”法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政策和科学发展实践中，产生了不利的后果；还指出“三分类”法在逻辑上存在缺陷。顾淑林提出了一组按研究对象的性质来定义基础研究的分类标准： 第一，自然科学一般规律/原理的研究； 第二，工程技术、农业、医学等应用科学领域一般原理/规律的研究； 第三，基础资料系统收集与分析； 第四，针对某项重要的技术/方法的原理与规律的研究。 为了与联合国定义的基础研究相区别，顾淑林等人将上述研究称为“基础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中国基础研究百例. 北京： 能源出版社，1990: 17. 就这样，基础性研究这个概念，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被中国科技政策制定者所采纳。 1.3.3 “基础性研究”概念在科学政策中的负面 结果 国家在科学政策中提出并采用“基础性研究”概念，其目的是为了促使科学研究向应用研究倾斜，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靠拢。但是，在实际中，却导致了负面的结果。 1. 造成了对基础研究认识上的混乱 人们对基础研究产生了很多说法。比如： 有人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合并，通称为基础性研究；有人将基础性研究的内涵理解为包括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甚至某些应用研究；有人把应用研究中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基础研究合称为基础性研究。 2. 使我国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基础研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1992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并列，提出：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经费达到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10%左右。又如，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切实加强基础性研究”。管理者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往往把重头放在应用基础研究上，挤压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3. 给科技统计带来问题 “基础性研究”的概念，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统计口径。以“基础性研究”经费代替“基础研究”经费，容易掩盖基础研究经费及其占R&D三类研究的比例之低下的事实，给人造成错觉。何祚庥先生1997年指出，我国公布的基础研究占三类研究的比例，其实是基础性研究占三类研究的比例。何祚庥. 当前科技政策的若干问题. 科技日报,1997-12-06. 对基础性研究在科学管理和科学政策中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主任胡文瑞教授1997年做了中肯的评价，并建议用国际通行的基础研究概念取而代之，代表了科学界的呼声。他说：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科学政策显然应该以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中国又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大国，它的基础研究贡献应该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并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逐渐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目前情况下，采用更广泛的基础性研究来包含狭义的基础研究可能更便于安排和管理。在操作过程中如何使基础性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占有适当的份额并能持续增长，这是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问题。总而言之作为国家科学政策来讲，必须使基础、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能够协调地发展，同时要重视基础研究在整个科学研究事业中的带头作用……作为我国现阶段的一个分类管理方法，将基础性研究划归一类有其优越性。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采用国际通常的分类方法，将基础研究独立分类会逐渐显示出优越性来。" 胡文瑞. 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 增强我国综合实力.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7 (5) :14-15. 郝柏林院士深刻地指出： “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提到基础研究时好像总是心虚理亏。于是想出什么‘应用基础’、‘基础性研究’等糊涂概念来避嫌。" 郝柏林. 二十世纪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艰辛历程.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 (8) : 8-11, 58. 1.3.4 回归“基础研究”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基础性研究”概念在科学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逐渐淡出，回归到“基础研究”. 检索《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已经找不到“基础性研究”这个词汇，全部用的是“基础研究”.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基础研究”界定为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的研究。这仍然是以动机和意图这种“前端”来界定基础研究的。本书还从研究的结果即从“终端”来界定基础研究： 不论动机如何，不管是应用驱动的还是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只要是产生了对自然和社会新的基本认识和新发现的研究，都属于基础研究。 目前，我国一般不再把基础研究区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李将辉. 陈宜瑜： 警惕基础研究发展走入四大误区. 人民政协报,2006-03-08.也不再把基础研究等同于基础科学甚至是基础学科研究。罗晖，刘莉. 陈宜瑜： 别拿基础研究不当饭吃. 科技日报,2006-03-14.http://www.stdaily.com/gb/stdaily/2006-03-14/content_498553.htm.2007年5月检索.我们注意到，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战略研究阶段，设立了“基础科学问题专题”（第14专题），但在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第六部分的提法是“基础研究”，而不是“基础科学”. 1.4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三编，上编探讨公共支持基础研究的理论根据和实证根据。第2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基础研究为什么必须是政府资助而不能把它完全交给市场；第3章~第6章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提供实证根据。具体来讲，第3章考察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的若干案例；第4章评述曼斯菲尔德关于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的一项实证研究；第5章评述Narin通过专利引文分析方法考察基础研究对发明专利的贡献;第6章考察基础研究的效益及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贡献的机制问题，主要评述SPRU学者的工作。 中编考察若干代表性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政策、投入、产出与绩效，其中包括创新型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国家，以及转型国家中东欧国家的情况。 下编考察我国基础研究的体制和政策、投入产出与绩效、科研团队与创新性研究、基础研究环境问题等。 结语部分将概括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基础研究发展的中国模式，并提出改进我国基础研究体制和政策的建议。